第六个故事：藏字石（第1页）

本来藏字石的故事没啥说头，就像“重庆红衣男孩”一样是个纯粹的以讹传讹。后者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爱好导致的悲剧而已，如果把资料和相关医院文献对比则很容易得出结论，所以我开始就没有放到书里的打算。而藏字石之所以要写是因为这事在历史其实并不鲜见，最起码几百年内就周而复始地出现过很多次。所以在撰写本书伊始，我整理了几年前看到的，关于乾隆年间蒋有仁、艾儒略等几名传西方教士关于当时发生的“藏字石”案记载，虽然是拼凑出来的结果，但内容却相当惊人，亦与今天要说的故事有些相似之处。

首先登场的人叫蒋有仁，是个来自法国的传教士。这个人精于天文物理等诸多学科，曾经协助乾隆朝著名教士郎世宁督造圆明园大水法及十二兽首，后来写过不少东西。在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过乾隆年间的一个案子，扑朔迷离且绝不逊于任何一个小说家，大家可以在阅读的同时感受一下两百多年前西方传教士的博学多才。

一

（本篇内容节选自《蒋有仁的日记及书信选》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文版，台湾华顺书局民国六十一年译本，有删改）

1757年6月24日，在前往成都府。

与欧洲相比，中国道路似乎更能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比如官道的宽敞平坦绝非颠簸崎岖的民间小路可比。纵然这样，我们在整个旅途中仍然尽量多走水路而少走旱路。虽然这样会多绕一点路，但总体来说这仍不失为更好的选择。

我来这里已经多年，可离开北京的机会却并不多。通常我都和另外一个来自意大利传教士帮助皇帝修建一个只属于他自己且庞大到令人咋舌的皇家花园。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很多年，目前还看不到完工的希望。我想如果不是成都府的案子过于扑朔迷离，乾隆皇帝绝不会放我离开。

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走官道相对更好一些。虽然中国的马车并不舒适，也没有任何可以减少颠簸的设施，但沿途官员殷勤的款待使整个旅途变得还能让人接受。而我也可以从中和随同前往的刘大人了解到整个案件的过程以及我的职责。因为在离京之前我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案件的信息，他们只告诉我需要参谋一件事情而已。

成都府在中国的西部，再往南就可以到达锡兰、印度、缅甸以及暹罗。从北京出发要越过黄河和长江两条天堑。我们沿着黄河逆流了一段路程，但由于中国的帆船不能吃水太深，所以我们只得转走陆路，通过整个中国内陆腹地前往成都。这期间要经过黄土层叠的高原和再处都是风化黄土的平原。我在这里不只一次看到过痕迹明显的煤矿，与我曾经在东英格兰地区见到的煤矿几乎相同。但与英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似乎很少使用这种唾手可得的燃料，而是通过雇佣的方式通过人工来采伐、烧制柴炭来满足北方地区漫长冬日的取暖需求。对于普通穷人家来说，冬天柴草的准备不足简直就是末日来临。所以每年秋天整个北京城无论是在圆明园还是天坛，似乎每个郊外都能见到全家动员拾拣柴火的情景。

通往成都官道都是用极厚的黄土铺垫而成，如果不下雨的话相对还算好走。一般只有皇帝经过时才会重新修路，也就是用更厚的黄土铺垫。有时候在驿站附近或靠近城市的地方会连接一段石子路，但由于道路的年久失修，其实那样会更难走了，好在通常都不是很长。官道周围都是层层叠叠的梯地，能利用的地方都种着庄稼，如棉花和小麦，但似乎大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灌溉，因为它们的长势都不太好。另外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里每隔一段路就能见到农田中的一座很小的庙宇，供奉着当地的神明，旨在请求风调雨顺吧。

离成都不远地方有很多密林和不太高的小山，开始郁郁葱葱地长满了灌木和乔木，看样子应该是四季不谢。这里的山虽然不高，但山上很适合打猎，野兔、大雁和野鸭子成群，着实让两个中国随从兴奋。而且气候也变得宜人起来，与炎热的北京相比越接近成都的地方反而越凉爽舒适。只是这里的峡谷小溪开始多了起来，到处都有陡峭的山崖和下坡，使我们的速度开始放慢。直到我们在地方官的协助下搞到一条船，可以顺着江水直入成都才变得好走一些。

成都物产丰腴，尤以鱼盐茶蜜为最。这个地方的中国人饮食与北京大不相同，善用卤水、川椒（sichuanpepper）和蔗糖烹制菜肴，无菜不甜，也算味美。很多新鲜的豆类植物和制品我还是第一次吃到，不仅在法国英国普鲁士没有见到过，甚至北京都不曾食用。而且我到过的两个县衙门都颇俱规模，士兵虽然个子不高但神采奕奕孔武有力，与中国其它地方不太一样。也就是这一天，成都府的一个宋姓巡按大人迎接我和刘大人同时才第一次将情况对我做了说明。

我们首先被带到一个叫做“御风岭”的地方，这里与整个成都郊外一样，都是山高林密的深山地区。只不过此时已被人为地开拓了一条很细的小路，蜿蜒曲境，直入深渠。宋大人给我们准备了一种叫做“二人抬”的凉轿，其实就是两个人用粗竹竿抬坐在椅子上背我上山。虽然这样能让我舒服一点，可隐隐仍让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习惯。就这样，我们大约两个多小时以后才来到“御风岭”的最高峰，一个被宋大人称为“神仙台”的山顶。

这里搭了两个帐篷，还有士兵驻守。稍做休息后，宋大人就带我们来到山顶最东面的某处看“祥瑞”。此时我才清楚原来山上光秃秃的石壁上生满了植物，环绕中可见八个硕大的汉字镌现其中。我此时虽然也已精晓中文，但对于这种造型古朴近似于图画的古文字仍然半字不识。这东西与泥板上的苏美尔文上看去没什么不同，事实上也同属大致相同的年代。

同行的刘大人说石壁上这八个字是用中国古代的某种篆体文字写成的，上面的字是“康乾锦绣，盛世永清”，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意思。宋大人问我能不能看出这东西是什么什么年代形成的。他解释说希望我能从地质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八个字的形成原因以及时代，然后由我们联名写一些东西出来，以便回去和皇帝解释清楚。

坦白地说，刘大人的话让我很吃惊。我虽然对中国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匮乏有所了解，但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无知到认为这八个字是天然形成的，还必须让我来写出原委。事实上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如果我真的能把这东西写清楚那我一定能到巴黎皇家科学院接替丰特奈尔做院长了。

刘大人对我的表现显然很不满意，他和宋大人花了好几个小时试图让我解释清楚这东西和国家命运相关。似乎在这些中国官员的眼中这八字已定是天然形成的无疑，只是在理论上需要更加完善而已。事实上我虽然并非完全了解他们的全部想法，但下级官员们想取悦皇帝那是必然的事情。能看出弄这些字花费了很长时间，也用了相当的手段。所以如果不能达成目地反倒是比较让人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的交谈虽然不是十分愉快，但刘大人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快乐。他只是说我们在这里的时间还很久，希望我能仔细考虑。下山的时候，我乘坐的人力轿走在最前面，刘大人和宋大人则跟在后面，同行的还有另外一位满族的敏大人，他们品阶似乎还在刘宋二人之上，但始终未与我直接交谈。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没有见过他们，直到第三天宋大人才来和我探讨地质学问题。面对这位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概念的官员，我不得我将自己的看法又重审了一遍。我觉得任何所谓的文字都不可能天然形成，这不仅是我自己的看法，相信亦是所有略具地质学基础的同行一致观点。我告诉宋大人，如果在欧洲，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相信天然可以形成这种文字。与乾隆皇帝一样，他们都是相当睿智并具谋略的雄主。

我相信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宋大人的认可。因为我们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他多次表现出了异常诚恳的态度，甚至还专门做了记录。就像我之前猜测的那样，宋大人对自己在地质学上的所知做了解释，果然知之甚少。不过我们这次交流过后，他觉得可以从基础的角度向刘大人甚至是乾隆皇帝解释清楚，甚至有必要时还可以由我直接向他们做出说明。

中午饭后，宋大人派遣当地的两个官员接我前往另外一处行营居住，据说也是为了浏览西南风光方便。他们二人的出现使我本次相对糟糕的旅行突然变得舒适起来。最起码我可以根据自己的胃口选择喜欢的食品了，这一点与在圆明园时几乎相差无几。其中一个姓赵的官员说话办事都很干脆，所以我和我的几个随从都喜欢他。我们在赵官员的安排下参观了成都府附近两处颇具规模的寺庙，其中一个叫做大慈寺，有一口硕大的铜钟非常醒目。另一个寺庙中的佛塔非常高，让人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在旅途行中当我问起宋大人后来对那些所谓“祥瑞”文字处理方式的时候赵官员他们显然一无所知，不过我从分别时的态度猜测，宋大人他们显然是听取了我的意见并及早地完成了任务。